老药厂的悲歌：华北制药集采断供，东北制药“卖身”

来源 | 八点健闻

作者 | 八点健闻 陈广晶 于焕焕

编辑 | 詹达

在老药厂一片平静祥和之外，1978年至2000年之间，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得益于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跨国药企开始涌入中国。外资药企的竞争压力，正在倒逼中国医药产业进入急剧改革期。

在国内，一大批小型国有药企通过改制、承包等形式转手成为私人企业。

1971年，江苏泰州的徐镜人带着几千块钱和几个工人创办了一家乡镇小厂。这家后来叫做扬子江药业的小厂，十几年后（1988年）在上海甲型肝炎事件中，一鼓作气，用2个多月时间供应了380多万包板蓝根，从此名噪一时。

1981年，40岁的李伯涛出任齐鲁制药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这家药厂原来是生产兽药的小厂，到2003年已经成了山东省国企产权改制的试点企业，李伯涛决定由全体职工买断，这之后齐鲁制药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90年代初，江苏连云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出任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小药厂的厂长，这人的名字叫孙飘扬。这之后，这家生产红药水、紫药水的小厂转向了肿瘤、麻醉药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了年收入200多亿元，市值一度高达6000亿，风头无二的医药一哥。

就在华北制药眼皮底下，石药集团联合四家药企组建成立。2004年研发丁苯酞，到2020年已经成了全国销售额数一数二的大品种。

到了1998年，中国医药（集团）公司、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4家分别从事药物和生物制剂生产、医疗器械生产和相关贸易的企业联合组建了国药集团，此后陆续有药企加入，目前已有1600多家子公司和6家上市公司。

是时，各路兵马都想在新兴的中国医药市场站稳脚跟。

而此时，中国的医药市场和用药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搏杀中，各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打法。

比如：扬子江以板蓝根起家，凭借蓝芩口服液、胃舒颗粒等药构建了中成药的商业王国；近年来又逐渐切入高端仿制药领域，在带量采购中已经收获颇丰。

恒瑞医药仿创结合，在肿瘤药、麻醉药领域风生水起。

国药集团有覆盖呼吸、抗感染、肿瘤、神经等多个领域产线，可以更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中充分体现，在新冠疫苗、中和抗体研究方面都有较快的反应。其中，新冠疫苗产能已达到50亿剂，已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最大供应商。

在用药习惯上，生理盐水、抗感染药物已不再是绝对的王者。根据米内网统计数据，2021年一季度，中国重点公立医院卖得最好的化学药，是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消化系统及代谢药、血液和造血系统药物等。抗感染类在TOP10榜单上的也已经不再是青霉素、头孢等产品。

2019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名单中，扬子江药业、恒瑞医药、齐鲁制药等后起之秀，以及国药、广药、上药、石药等“国家队”开始登上TOP10行列，昔日老药厂排名靠后，或不见踪影。

猝不及防的冬天

2000年代，老药厂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那些原本直接辖属于工业部的老牌药企的管理权在70年代起逐渐下放给了各省医药部门。在市场经济来临时，这些老药企们赖以生存繁荣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有利规则，几乎都变成了掣肘。

先是国家不再统一规划了，一下子放开的市场却让产品销路变得拥挤起来。

2003年开始，因青霉素市场价格低迷，维生素产品政策性降价，成本上涨，以及后期抗生素在药店“限售”等造成的压力，华北制药营收开始下滑，部分车间开始轮岗生产，存货量也开始增加。

时任华北制药董事长的常幸，在接受医药经济报采访时直言，客观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改革推进的速度与理想速度相比差距不小”。

产品单一、产权制度与运行机制不适合新的市场竞争环境，非改不可，然而改革的方向，却成了另一个难题。

有媒体报道了常幸拒绝外资合作的原因，“他们（外资）只想把华北制药作为其原料供应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不甘于只做原料药，这是华北制药在当年的勇气与决断，然而，在格局日新月异的中国医药市场上，寻找蓝海本就不易，即使找到，调转这艘医药巨轮的方向也同样不易。

“台上的人也清楚，台下坐的也清楚，改革的底线在哪儿，一旦踢到铁板，即便你有能力，也不一定有机会。”

终于，2009年，冀中能源强势入局华北制药，2011年前后，华北制药调整了业务结构，整体业务由原料药向制剂药进行转变——这家药企业准备开始实现自己梦寐以求地从原料药到仿制药的转变了。

正是这一年，随着浙江一家新兴的创新药企的肺癌靶向新药上市，中国的创新药登上了历史舞台，医药行业的风口从仿制药转向了创新药。

而直到限抗令颁布的2012年，一直致力于转型的华北制药还未能真正实现计划中的从抗感染为主，转向“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和免疫调节”。到2015年，抗感染药物在其主营收中的占比还在50%以上。

华北制药错过了一个时代。

就在同一时期的东北制药，情况并没有好多少。

2012年，国家限抗令发布，抗生素使用锐减。而其时，本以维生素C为主力产品的东北制药，刚刚开始布局抗生素。

2009年，东北制药成了广谱抗生素磷霉素的主要产地，产品占据90%以上的国内市场。2014年，东北制药又以3200万元的交易价买来辽宁天龙药业的49个批文，其中19个是抗生素，包括头孢尼西钠、头孢呋辛酯等。这场收购后，便是东北制药的连续六年亏损。

“这正是他们衰落的症结，看不清自己，盲目学，自以为得力的措施往往都是衰落的助推机”，杜臣评论道，“行外人来管理药企，等摸清医药规律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集采断供，雪上加霜

自2016年起，华北制药五年内四度换帅，今年更是国内集采断供、国际受疫情影响出口受阻，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仅有100.51万元，还收到了国家集采的首张断供罚单。

华北制药此次弃标的布洛芬缓释胶囊，实际上是该公司新产品，2019年底才获批上市，2020年的销售额也只有50多万元。第三批集采竞标时，是“光脚”状态，如果报价合理，可以有效控制成本，其实是有助于开拓市场的。

比如：第一批集采中标的扬子江药业的右美托咪定，已经全面取代了恒瑞医药占据了市场优势，跻身神经系统化药全国销售额TOP10行列。四川汇宇凭借主力产品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等中标带量采购，2020营收相比2017年增长了50倍左右。

按照国家医保局算的帐，三年7975万粒的约定采购量至少可以为华北制药贡献2000万元以上的年收入。相比其本来的销量已经是很大的飞跃。

而华北制药却以“现有产能不足，责任单位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注册和变更政策调整”以及疫情原因为借口，选择了断供、弃标。虽然看似合理，却也反映出了，该公司对产能估计、管理、风险应对等方面的短板。

如果其他省份再出现问题，很可能该公司的布洛芬便会彻底被踢出局，到时，即使未来可以实现1亿粒/年的产能，却已错失了市场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接下来的9个月，华北制药不能再参与集采了，其影响还未可知。

在前5批带量采购中，华北制药有多个品种入局，布洛芬是首个出现问题的产品，而近期，华北制药又有两个大品种的仿制药刚刚通过了一致性评审，以带量采购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新品种，总有一天也会在集采中亮相。

对于华北制药这样化学仿制药、基药、原料药为主的产品结构，很长一段时间内，集采仍然会扼在它咽喉上。

一次弃标，一张罚单，是给华北制药，也是给老药厂的又一记当头棒：时代变了，企业不止要有历史和规模，还要有随时应变的准备、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更要有严谨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契约精神。

老药厂的悲歌，令人唏嘘，也令人警醒。华北制药、东北制药所遇到的问题，是转型期中国医药产业的缩影。如何从原料药、仿制化药转向创新药、生物药，如何实现高质量转型，在世界医药产业中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不仅是老药企的问题。